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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小刚:电影该方,还是该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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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近耳顺,冯小刚不再“顺势而为”,做了件出圈的任性事儿——把电影拍成了圆的。

一圈老友劝他不要这么干,他借着酒劲撒泼,“我就想玩一次别人没玩过的”,干了一辈子电影,从来没出过圈儿,这次他想任性一回。

“我承认反对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,所以我很失望,所有人的意见无非两条,从经验出发,从习惯出发。如果把可能变成可能,那是99%的人都能做的事儿,但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,才让我有激情去拍摄。”那天凌晨,冯小刚在朋友圈发了这段话,他不想再找一堆理由去说服别人,只想遵从内心。

“所有投资这部电影的人,要么拿着钱躲开,要么和我一起往河里跳,没有中间路可走。”撒完了火,回到卧室,他又心生愧意,为自己的无礼道歉,“国立、中磊、管虎、晓峰、大鹏,谢谢你们的包容,我他妈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。”

这一天是2015年12月4日,新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开拍在即,两年没有拍电影,他对即将开拍的影片充满期待,“军号已吹响,钢枪已擦亮,行装已背好,部队要出发”,但用圆形画幅来拍,这种史无前例的拍法没有得到朋友的支持。

一年后,这部用圆形和方形画面拍摄的电影,为他赢得了人生第三座国际A类电影节的奖杯——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金贝壳奖,影片女主演范冰冰则获得了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。11月18日,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在中国大陆公映。

不愿回到老路上

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是由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,这是冯小刚与他的第四次合作,前三次分别是电视剧《一地鸡毛》、电影《手机》和《一九四二》。刘震云对《凤凰周刊》说,“一般的导演不敢改编我的小说,冯导是非凡的导演,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”

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女性上访打官司的事,农村妇女李雪莲,为了生第二胎,和丈夫办了假离婚,没想到半年后老公就和小三跑了,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。李雪莲去找前夫理论,前夫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李雪莲结婚时不是处女,是个“潘金莲”。

为了证明自己不是“潘金莲”,李雪莲踏上了艰难的告状之路。从县里告到市里,一直告到了人民大会堂,而且一告就是20年。她没能把案子翻过来,却把法院庭长、院长、县长和市长拖下了水,以至于每年两会,她所在的省、市、县,都要上演一幕围追堵截李雪莲的大戏。

这是一个辛酸的人间悲剧,也是一个荒诞的政治闹剧。因为题材的现实性,冯小刚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消解敏感,使影片能有一定的间离感,不要让人对号入座,同时,在形式上又能有所创新,不再重复自己。

2016年9月18日,西班牙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,冯小刚、范冰冰、王中磊海边合影。

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摄影师罗攀,罗攀是电影《老炮儿》和《烈日灼心》的摄影,之前合作过一次。在冯小刚眼里,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和创意的摄影师。两人在江西婺源看景,罗攀提出用圆形构图的设想,他一听觉得有意思,便想尝试一下。于是,把看景的照片全部裁成了圆形,发现效果果然不一样。

“很多原本没有意思的镜头,一下就变得有意思了。”向《凤凰周刊》回忆起当时的情形,罗攀还是难掩兴奋。第二天,他们所有的取景都按圆形来构图,“感觉特别棒,我把每张图都往中国画的特质上靠,冯导说,能不能把江南的部分都拍成圆,后来就确定了下来,凡是在江南部分都是圆的。”

放眼世界电影史,圆形的构图是极其罕见的,这是一条几乎没有人走过的路。它不只是在正常画面上加一个圆形遮罩这么简单,它的构图规律和叙事方式都另有一套系统,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摸索的。

冯小刚说:“我是用拍处女作的心态来拍这部作品,抛弃所有的经验和习惯,像一个新导演一样重新学习。”每次布景完毕,准备工作就绪,他和罗攀两人都要站在一旁商量,是不是又回到了习惯的老路上,是不是一切太正常了?如果是,就必须推倒重来。

他们在摸索中发现了圆形构图的一些特质,比如,要达到中国风情画的古典意境,需要画面更具有透视效果和平面感,因此,只能用25mm和35mm的镜头,绝对不能用长焦,“长焦会有窥视感,这是要避免的”。

在镜头的移动上,不能摇移,也不能俯仰拍摄,而是镜头跟着人横移,“人动我动,人停我停,刻意不强调镜头的存在,就像展开一幅中国的卷轴画。”罗攀介绍说。再比如用光,进光要平,因为国画没有太大的光影反差,没有日景和夜景的区别,所以只打小灯,小反差,接近人的视觉效果;画面要多留白,能带上天空就一定带上,这也是中国画的特色。

饰演马文彬市长的演员张嘉译,向《凤凰周刊》谈起拍摄的感受,“圆形画面让我很震撼,我遇到一个新东西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。我们能想象人在圆形画面中呈现出来的效果,但拍起来有很大难度。有些时候,冯导要求一场戏用很简洁的镜头把它完成,需要演员整场戏拿下,他对演员的要求很严格。”

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剧照。

逆着潮流再出发

然而,这部戏的突破不止是形式上的,更是题材上的。上一次以民告官为题材的国产电影,可能要追溯到1992年张艺谋执导的《秋菊打官司》,这部低成本电影,同样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众多奖项。

冯小刚不想重复前人的路,再去拍一个博同情的农村妇女,而是借用女主人公李雪莲带出一系列的官场人物,反映一个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期的中国生态。他要用喜剧的方式来讲一桩辛酸的事,他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件悲惨的事,而只是觉得它很荒谬,而这朵荒谬之花又是长在转型期的特殊土壤之上。

这样一个题材无疑是犯忌的,故而难免有所妥协。他在回忆录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中曾说,“一部处处需要妥协的影片,即便拍出来,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。”但为了让这部片子能顺利出来,还是做了一定的修改。所幸的是,电影局最终同意放行。

冯小刚对此非常感激,对记者谈道,“像《一九四二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能过审,说明审查部门是有担当的,如果没有担当,要把你‘枪毙’是很容易的事。”

他甚至公开感谢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。11月7日晚,他和李安、贾樟柯导演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对谈,他在舞台上称,“这样的电影能够上映,其实电影局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压力。我非常感谢(张)宏森局长,他能够看到作品导演的一片初心,我由衷地说,我非常尊敬他们。现在都说‘勇于担当’,其实这就是一份担当。”

电影审查是世界通行的做法,不同之处则在于具体尺度和分级标准。冯小刚早年是以贺岁片打响名号的,而之所以走上贺岁片的道路,也“得益于”前面连续三部影片被毙,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商业电影的道路,这才有了后来的“冯氏喜剧”和“冯氏幽默”。

当张艺谋、陈凯歌等第五代电影,凭借文艺片在国际上频获大奖的时候,冯小刚在商业电影的路上不亦乐乎,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同时,却难以获得学院派和影评人的认可。

在《大片时代:冯小刚与华谊兄弟》的作者秋原看来,“野路子”出身的冯小刚,在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。“没有学院派的正经名分,早年经常被当作外人看待;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师承情面和裙带关系,既得不到来自师长和师哥师姐们的照顾,也得不到来自上级的垂青。”

由此可以看出,冯小刚早年的奋斗过程是一段相当坎坷的经历。但他的谦虚、客气、礼貌、周全,让他很快进入了当时影视剧的顶级圈子,并且如鱼得水。

张嘉译跟冯小刚认识多年,问及对冯小刚的印象,他赞赏有加:“他是很直爽的人,爱憎分明,也很仗义,只要是他能顾及到的地方,一定会替你想着。‘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’,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。”

在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中饰演法官王公道的演员大鹏,也给出了同样的评价,他对本刊说道,“冯小刚导演是一个很柔软的人,可能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来自他的公开发言,以及偶尔说出的一些犀利观点,但其实那反映出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,这种真实来自于内心的柔软和对事情的敏感。他甚至可以在监视器前,因为我们的一段情感戏而感动流泪。”

近年来,当许多导演都在朝着商业电影的道路狂奔的时候,冯小刚却朝着反方向杀了回去。陆续推出了《唐山大地震》《一九四二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这样的作品。

冯小刚说,“我跟大家走了相反的两条路,大家都在拍文艺片的时候,我在拍商业片,当所有人都在按计算器算钱的时候,我又掉转头来,逆着这个潮流走了回去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事,可能有一种直觉不能太随大流。”

当国产片票房不断刷新纪录,破十亿元票房的影片多次出现,冯小刚似乎不为所动,“现在年轻导演起来都挺猛的,也不缺一个冯小刚,但是在另一条路上缺我。”

他曾自称并不是那种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,“您也别往那上面架我”。但摄影师罗攀发现其实不然,“他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,虽然以前拍的是喜剧,但他一点也不搞笑,也不逗乐,他像手术刀一样解剖这个社会,只是不是用批评的方式来揭示丑恶,而是用喜剧的方式指出来。”

冯小刚自己说,“做喜剧的人往往特别纠结和痛苦,是受折磨的。”但他依然选择用幽默的方式来表现,无论是民族灾难,还是个人不幸,在他看来,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。

做“顺心而为”的电影

凤凰周刊: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是顺心而为的作品,但因为题材的敏感性,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妥协吧?

冯小刚:我想媒体对中国电影的处境是了解的,在这时候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帮助。审查部门放行这部电影,包括《一九四二》,他们承担了很大风险,可能很多人会对审查有微词,但是我回头细想,像《一九四二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能过审,说明审查部门是有担当的,如果没有担当,要把你“枪毙”是很容易的事,是零风险的。让你上,但同时又不能捅了大娄子,就必然要求做一定的修改,事情要做好是双方妥协的结果。

我们中国人说“中庸之道”,觉得它是一个消极的词,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词,它是一个能把事情做成的方式,没有人是可以让别人全部妥协,自己不做妥协的。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也注意多往喜剧上靠。其实,导演要说的话是通过电影去呈现的,在电影之外滔滔不绝地阐释,是影评人该做的事,而不是导演该做的。

电影呈现给大家是什么样的,就是什么样的,不由导演的争辩或注解,来改变大家对它的印象,说多了往往还适得其反。我其实不太喜欢看一个导演去说自己的电影,那是把我们都当傻子了吗?我们看不出好坏吗?但是,导演往往又被宣传这件事绑架,不得不说,尤其像这类题材的影片又要顾左右而言他,读起来也没有太大营养价值,这是我很矛盾的地方。拒绝采访有违职业道德,接受采访又谈不深入。

凤凰周刊:你说这是一次任性的作品,你的得失心还有那么重吗?

冯小刚:不能说完全没有,说没有那一定是假话。我觉得这和年龄、经历有关系,得失心肯定不像过去那么重,但是不会没有,如果电影拍完了,所有人都在骂你,心里肯定还是不痛快,只是可能不痛快的程度轻一点。如果大家都说好,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忘乎所以。

凤凰周刊:能够对结果看得更淡一点了?

冯小刚:“稍微”淡一点,可以这么想:好或不好又能怎么着?关键是来自内心对作品的评价,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错的,或者说是有点心虚的,甚至是有很大不足的,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所谓“自知之明”吧。


编辑:zhaoyue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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